看完電影後翻了原著小說，發現這本半自傳《胡士托風波》(Taking Woodstock)根本是註定要交給李安改編成電影！家庭責任與自我實現的兩端拉扯，同志身份的壓抑掙扎，新舊世代的彼此衝擊與妥協，這些都是李安作品樂此不疲探討的議題。我甚至懷疑這根本是作者Elliot Tiber的心機，為了讓李安拍成電影刻意寫出這樣的故事(誤)。
然而超越小說文本近乎誇飾絮絮叨叨的個人書寫，電影文本《胡士托風波》忠實地挪用故事的完整架構與第一人稱的觀察角度，從影像處理及劇情素材的細節加以變化，李安與詹姆斯夏慕斯真正把這個無心插柳促成伍茲塔克音樂節的故事提升到歷史脈絡的層次，再一次以局外人的身分探討美國文化在轉折點對人們內心的震撼。
電影的開端，李安用相當傳統的建立鏡頭塑造故事的背景。外面紫色小花綠草如茵，裡面破舊不堪缺乏管理的汽車旅館，和與世隔絕死氣沉沉的小鎮，有意無意地，這些設定被李安與詹姆斯拿來作為象徵美國文化在驚濤駭浪前夕的平靜。躲在穀倉裡瘋瘋癲癲的前衛劇團，則是打破平靜前的小波瀾。就像母親站在黑白電視機前面看著阿波羅11號登月、越戰與尼克森宣布美國退出越南的新聞；科技，戰爭與政治，這三個面向宣示了1969年 —六零年代的最後一年— 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
伍茲塔克音樂節就在這結束與開始的交界處！
對於歷史，李安從來不關心事件來龍去脈，他只藉由人們心理的影響顯示歷史的劇烈變動。因此《胡士托風波》的幾個配角就代表著被伍茲塔克音樂節改變的旁觀者。不善經營汽車旅館卻冥頑不靈的母親、對自己的妻子逆來順受的父親、受盡越戰心理創傷的士兵、變裝癖的退伍老兵，這些角色承載著過往的包袱，他們的光怪陸離正是見證了時代的荒謬性，而伍茲塔克音樂節就是這些荒謬的出路。於是他們長久的壓抑在伍茲塔克都有宣洩的時刻，不一定是得到了救贖，但他們的生命體驗從此有了不同感受。
演員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伊梅達史丹頓(Imelda Staunton)的母親在無比低調中卻又演得出神入化，完全成為李安式嚴父母的新代表；李佛薛伯(Liev Schreiber) 又man又娘的驚艷演出，讓人不敢相信他前一次的演出竟然是劍齒虎；而我喜歡的艾米爾賀許(Emile Hirsch) 也許是受限於戲份，這次的表演太像李奧納多狄卡皮歐(Leonardo Dicaprio)，有點可惜了。
所以《胡士托風波》的喜劇基調，不只是如宣傳文字所說李安企圖轉換在前面幾部悲劇作品的心情而已。李安一向深諳喜劇以荒謬反映文化壓抑與不公不義的功能，就像他在《喜宴》裡喜宴戲的現身說法。因此原著中諸多誇張不羈的情境，被李安以喜劇形式包裝，在輕描淡寫中真正的意圖是凸顯當時的時代氛圍正在暗潮洶湧，伍茲塔克音樂節帶來扭轉的希望。
美國諸多影評點出了《胡士托風波》的時代意義，並將男主角狄米崔馬丁(Demetri Martin)的氣質與《畢業生》(Graduate)裡的達斯汀霍夫曼類比，卻又認為狄米崔馬丁沒有達斯汀霍夫曼清晰可辨識的明星魅力。他們不了解的是李安從未這麼深入地把自我帶進他的作品中，《胡士托風波》是第一次！小說裡的Elliot Tiber毫不掩飾自己對於硬蕊同性性虐的愛好，但電影裡的男主角羞澀靦腆，面對保守又無法溝通的雙親苦悶無法逃脫，然後在促成伍茲塔克音樂節實現的過程中才一點一點地發現自己的性向，重新認識雙親的另一面，也找到自我的新價值。這段過程不就正是李安個人電影之路的寫照嗎？因此主角的性格成為小說與電影文本差異最大的部分，因為李安根本將自己以及在電影夢中受到的啟發，偷渡到主角和故事中與之合而為一！甚至電影最後老父對主角的祝福，也可以解讀為李安在叛逆電影路上與李父達成的和解！
所以李安與詹姆斯夏慕斯對於伍茲塔克音樂節的歷史論述終究回到個人詮釋的史觀。雖然技術上不是，但在意義上幾乎這部片每個鏡頭都是主角的主觀鏡頭。李安的敘事並不是採取全知觀點，而是讓攝影機與主角合而為一；攝影機所及，即是主角所見所經歷，鏡頭讓觀眾與主角一同見證感受伍茲塔克音樂節在無意之間從無到有，從當初只是挽救家庭事業的一念之間到最後洶湧澎湃浪潮的悸動。至此主角更具備「三位一體」的功能：代表當年所有受到伍茲塔克音樂節精神感召的人們、帶領觀眾一起從外圍體驗伍茲塔克音樂節的能量、以及代表導演李安自己的心路歷程！如此賦予主角多重意義的大膽而細膩的做法，即使是李安之前的顛峰作品也未曾見過。
《胡士托風波》裡的伍茲塔克音樂節並不在場，猶如《搖滾啟示錄》裡巴布狄倫(Bob Dylan)不在場、《臉》裡羅浮宮不在場，但它們又無所不在！《胡士托風波》雖然是李安的小品之作，沒有之前幾部作品那樣地嘔心瀝血，但在信手拈來之間，在一個看似蕪雜輕鬆的文本中，仍然具有如此深刻而多元的內在肌理，李安的導演功力真的已經達到一種舉重若輕的圓滿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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