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足球賽的時間，正好等同一部電影的時間。賈法潘納西(Jafar Panahi, جعفر پناهی)用一場足球賽拍出一部電影，不但生動地呈現伊朗社會的性別議題，更是對於電影形式的一次深入探討。
劇情開始有如伊朗女球迷如何突圍闖入足球場看現場球賽的紀錄片。一位女孩雖然利用衣物遮蔽女性特徵，清秀的臉龐和細緻的肢體動作仍然十分明顯，輕易地被糾察士兵抓到。在球場外的隔離區，又先後遇到其他五位同樣不得其門而入的女球迷。隨著球賽進行，這六位少女和看守士兵彼此的對峙和互動，構成電影的主軸。
劇情開始有如伊朗女球迷如何突圍闖入足球場看現場球賽的紀錄片。一位女孩雖然利用衣物遮蔽女性特徵，清秀的臉龐和細緻的肢體動作仍然十分明顯，輕易地被糾察士兵抓到。在球場外的隔離區，又先後遇到其他五位同樣不得其門而入的女球迷。隨著球賽進行，這六位少女和看守士兵彼此的對峙和互動，構成電影的主軸。
伊朗政府基於對伊斯蘭教義的保守解釋，將足球現場比賽視為純陽剛的場域，以避免女性被男人們的汙言穢語騷擾為名禁止女性踏入足球場。繼《生命的圈圈》(Life of Circle, دایره)之後，賈法潘納西又一次碰觸伊朗女性的處境。但《花樣足球少女》一反沉重的基調，少女們的活潑肆無忌憚，對比嚴肅的男性義務役士兵，雙方的針鋒相對有如兩性角力的社會縮影，增添莞爾的氛圍。六位少女偽裝成男性模樣，各自不同的裝扮，呼應本身鮮明的個性，發揮屬於年輕的自我創意，而軍人制服在外表上泯滅在場男生的個體差異，導演翻轉性別地位，偏好女性的意喻十分明顯。女扮男裝的形象，成了伊朗男女分際嚴格的社會型態下，性別越界的可能性，足球場竟也因此成為創造模糊性別分野的空間。
在重重限制之下，這些少女寧願冒著刑罰和被家族譴責的危險，也要親身參與足球賽現場氣氛。不但證明足球運動超凡的魅力，也顯示伊朗女球迷必須付出更大成本，對足球的熱情甚至勝過男球迷！電影背景設定在伊朗對巴林的2006年世界盃資格賽，這場足球賽因此被催化成凝聚伊朗國族的重要比賽。少女們毫不保留透過足球表達對國家的熱愛，然而是以違反國家法律的方式。賈法潘納西巧妙地用足球，表達國家、政府、人民三者之間關係的辯證性。人民認同自己的國族，卻不一定願意遵守政府訂定的法令。抽象的國家和政府實體是不同的概念，但極權政府常常以國家之名，用法令箝制人民的自由。
因此管制少女的年輕士兵，對於少女闖關的行為沒有道德上成見，也只是被動代表政府執行法令，期待沒有任何意外讓他們有當不完的兵。某種程度來說，他們跟沒有現場看球自由的少女們一樣，都是極權政府下無奈的犧牲者。
這部片的風格和賈法潘納西以往的作品相同，以白描不造作的攝影，非職業演員的樸實青澀，生活化的對白，發揮伊朗電影的寫實魅力。透過每一位角色完整的塑造，無論是執法的士兵、氣急敗壞的父親、陽剛氣質的變裝少女，不同立場都給予相等人性化的對待。類似情境劇的敘事結構，將所有企圖探討的性別議題和國族議題，都包藏在幽默平實的劇情中。
不高高在上的針對議題批判，也不刻意呈現困境的痛苦，只是用簡單流暢的劇本和演員單純又豐富的表情中讓觀眾從感性認同導演的意識形態，足可見賈法潘納西的功力。但他更了不起的地方是《花樣足球少女》的情境背景就是伊朗對巴林真實的世界盃資格賽，以實際的賽事做舞台，搬演一齣劇情片。賽場上發生的狀況，都有可能影響拍攝的進行，考驗劇本、演員、以及劇組製作的能力。這種現實與虛構之間的交融，也是看似恪遵寫實主義的賈法潘納西，從《誰能帶我回家》(The Mirror, آینه)以來，作品中精準而縝密的形式化戲劇風格。
尤其在結尾，整部電影突然進入超現實的境界。少女們從塞在全城狂歡裡動彈不得的警車裡逃脫，遁入人群中；之前在狹窄警車空間中，期待賽事結果的緊張、面對即將刑罰的緊張，一瞬間釋放(如果伊朗輸了，是否就會有不同的結尾？)。足球、國家、女性壓迫，全部超脫在這激情時刻中。
某種程度來說，目前賈法潘納西的境遇正如這些少女，甚至落入最不期待的結果。對照電影的開放式結局，在如煙火般絢爛的興奮喜悅中，也隱含一絲不安。現實不像電影可以給予超脫，《花樣足球少女》雖然是賈法潘納西目前作品中最輕快最歡樂的作品，現在看來，其對伊朗政府的隱喻性批判，也許算是最率直最猛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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